一、宝石的起源和发展文化？

宝石文化源自新石器时代。新石器即为磨制石器，是指先将石材打琢成适当形状，然后在砥石上研磨加工而成的表面磨光的石器。所谓新石器时代，就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原始人在寻找制作工具的石料时，还发现了许多适合制作成工艺品的宝石，进而发展出宝石工艺。

在青铜器出现之前，玉器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礼器，新疆的和田玉、河南的独山玉、辽宁的岫玉、湖北的绿松石号称中国四大名玉，其中的绿松石又称土耳其玉，是伊朗高原特产，因经土耳其运进欧洲而得名，也是这时期在西亚流行的宝石制品之一。

黑曜石

除绿松石外，西亚还流行来自地中海或者红海的玛瑙、贝壳，阿富汗的天青石，土耳其山脉的黑曜石等宝石制品。由于当时粮食生产一般只够自给自足，所以这些宝石是当时最主要的贸易交换品，在地中海黎凡特地区遗址发现有远在阿富汗出产的天青石，说明宝石贸易路途之远。

宝石贸易让盛产宝石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繁荣起来，安纳托利亚高原又名土耳其高原，位于土耳其境内，亚洲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安纳托利亚是希腊语中“上升、东方”之意，是亚欧大陆的交界地。其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西至爱琴海，东南的托罗斯山脉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和最早农业中心黎凡特的分界线。黑曜石是安纳托利亚高原最常见的黑色宝石，它是一种火山石岩，随火山喷发而来，对比中国软玉，黑曜石在大自然中更为普遍，软玉基本上只能做装饰品和礼器，而黑曜石却能普及到工具和武器，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加泰土丘是当时西亚黑曜石的生产与加工中心。

二、潮汕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潮汕文化是中华的一个分支，在潮汕地区（以现在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

潮汕地区位于东经115度06'—117度20'、北纬22度53'—24度14'之间，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潮汕面对滔滔大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在这里交接。潮汕与台湾南端，为一衣带水。潮汕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其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东南面海，形盛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潮汕文化包含着不少的文化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 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于周边其他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土族文化和中原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形成自身特色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徒、潮汕文化向外传播，同时也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遗址，与闽南的“漳州史前文化”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距今6000—5500年前后的潮安陈桥文化遗址，仍然表现出与闽南同一时期文化遗址（例如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文化遗址）接近的文化风格。而陈桥出土的陶器，具有河姆渡文化夹砂、夹蚌陶器的特色。距今3500年前后的普宁后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鸡型壶，其祖型——垂囊（盉）最先出现于河姆渡第三期文化。可以说，这4000余年间，本地原住民创造的新石器文化，可以归属于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文化区划分依苏秉琦说，见《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1974年以后本地发掘出数目较多的被称作“浮滨文化”的文化遗址，其年代稍后于后山文化遗址，距今约3400—2900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浮滨文化中，明显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但是这种因素已经融合于土著文化，发生了变异。浮滨文化仍然是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

距今2700—2200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潮汕考古遗址中，南越族特有的夔纹陶器已大量出现，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南越文化以很强劲的势头渗入本地，并改变了土著文化的面貌。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地区有所影响。然而，即使到汉代，这种影响也还是通过南越间接传入的。而且在这一时期，本地区文化的汉化程度，也远远不及珠江三角洲地区。

晉唐时期，中华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东晉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是本地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它说明本地区在编人口的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来自南迁的中原移民。但是，在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地区发掘了东晉六朝砖室墓近10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可以使我们觉察到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蔬远。其二，隋唐之交，广州俚帅杨世略据有潮、循二州（《新唐书·高祖本纪》），土著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与58姓军校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实际上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其三，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后兴办乡校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事件。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并举荐赵得为教师。苏轼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州韩文公庙记》）。这种说法，自吴澄而下，多有人反对。若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苏轼把韩愈视为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视为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是无可非议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西渐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此时，闽文化空前繁荣，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地区影响的力度加强。时至今日，历史上政区基本上隶属广东的潮汕，文化面貌却接近闽台，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影响本地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闽籍官师的宦仕潮州。宋代潮州职官多闽人，以知州为例，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30人，闽人17人；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63人，闽人36人。属官中闽人更多。当时闽籍仕潮官 师，尊崇韩愈，慨然以兴学明道为已任。对此，饶宗颐先生在《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一文中以有详论。宋代潮州的教育比唐代有显著的发展。据明嘉靖《潮州府志·选举志》载，太平兴国四年（979），谢言以“草泽应诏，进士及第”，自此后到宋末止，潮州共有139人登进士第。这一批精英，是在民众教育程度提高的状态下出现的。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华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传播，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于发达地区，故《方舆胜览》有“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之誉。闽籍官师的兴学传道，在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闽人移民潮州。晚唐以前，潮州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广东看，都属于荒僻之区，人口希少。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使本地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来自闽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口数量发展很快。根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亩田赋统计》，潮州唐宋元三代人口密度为：唐代，每平方公里1.2人，在全省27个州中排第23位；北宋，每平方公里4.5户，在全省23个州军中排第5位；元代，每平方公里27人，在全省23个路州军司中排第3位。可见，宋元时期本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跃居全省前列。闽人移民潮州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是促使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海上运输和贸易活跃起来，潮州人的善贾，在此时已见端倪。其次。移潮闽人之中多宦仕与世家，其中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饶宗颐《潮州志·民族志稿》）。潮汕人至今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应于此时奠定基础。再次，将闽地风俗，从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习惯带入本地区，闽潮同俗，自此时已然。

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明朝建国伊始，便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施行锁海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影响着明代潮州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

海禁政策使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海上贸易，受到及大的冲击。潮州海商为了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多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分，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而海禁稍松，潮州海商又络绎私自出海贸易。正德年间，明政府鉴于广东地方海上贸易不可禁绝的事实，允许海外商舶由“官府抽分，公为贸易”（《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三），潮州民间私舶往来交易遂有进一步发展。明世宗即位之后，朝廷又严海禁之令。这时，潮州的海上私市贸易已经不可抑止，南澳成为地中国海上私市贸易的中心。中外商人贸易交接于此，而后发放商舶，南下北上。从事这种海上私市贸易活动的团伙，往往以武力对抗海禁；又恃其武力攻掠村寨，截却商船，以祈取得更多的财富，酿成了几十年的潮州海寇之乱。

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起伏、在潮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连锁性作用。

由于实行海禁，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懋迁为业的福建下三州，有大量移民迁入潮州，使本地区的人口数量持续发展。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韩江三角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水利的兴修和双季稻种植面积的扩大，使本地的粮食产量平稳上升。这一时期，潮州仍有余粮可以输出福建。在人口增长的刺激下，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加强。

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促了本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得到甘蔗、棉麻生产的支持，制糖、纺织等行业悄然兴起。入明以后因为海禁妨碍外销而呈现衰退气象的潮州陶瓷业，到嘉靖年间又重新发达起来。潮州所产的青花日用瓷，远销东南亚一带。同时在海上私贸易刺激下，造船、矿冶等到行业也相当兴旺。

由于民间贸易日益活跃，潮州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潮人善贾的特点，因此而进一步加强，成为传统。

经济的增长，促进了文教的发展。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有司立社学，但在潮州并未见施行之效。正统元年（1436），潮州知府王源在本州设立社学，举行乡约。到正德嘉靖间，潮州士绅薛侃等从学王阳明，复回本地聚众讲习王学，并积极推行乡约。其时，广东督学魏校也传檄各府县毁淫祠，立社学。由于官师和士绅们的努力，儒家文化渗透到下层社会，追远报本、荣宗耀祖的理念为潮汕人普遍接受。

嘉靖以后朝廷的严海禁之令和因此而加剧的海寇之乱，在两个方面对潮州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嘉靖万历间，纵横东南沿海的几个大海寇商人集团，在明政府军事高压的逼迫下，出走东南亚，成为早期潮籍移民。这些海寇商人的滞留海外虽然是被迫的，但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却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二是沿海一带大村寨的建立。明末海寇之乱，本地居民多聚族自保，或筑一村筑一堡，或数村合一寨，武装自卫以御敌。这使潮州的农村形成了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如和平、鸥汀、庵埠、塘湖、冠陇、南洋、樟林等，聚众多以万数。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强大，潮汕人的宗族观念也由是而强化。

从明万历年后期开始，本地区经历了数十年的动乱，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平定台湾，驰东南海禁、潮州社会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五六十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较快。到乾隆中叶、本地区的粮食产出已经不敷自给。人口的压力，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有着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潮州商人，在政府的许可下，打造洋船，从暹罗转运稻米进口。从稻米交易开始，潮州商人在东南亚的商贸活动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大量的潮州商民移居暹罗，形成18世纪七八十年代潮州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高潮。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价值，只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由此导致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出现于明代后期的制糖、棉纺业应时而发达起来，潮糖、潮毯、潮蓝布闻名南北。这又使得更多的潮州人有可能专业从事商贸活动。清代的科举制度限制了许多读书人的仕进，而本地发达的商贸业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儒生的业贾，大大提高了潮州商人的素质；捐纳制度，又能给业贾有成者带来与仕进相当的荣耀。这样，在潮人商贾的传统上又添加了重商的成份。

清代的潮商活跃于国内外市场。随着商人们走南闯北，本地的一些独特的民俗事象，全例如潮州戏、潮州菜、工夫茶，在于中华文化其它地域分支的交流中定型，成为人们原意承认，也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

汕头开埠（1860）以后，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潮汕文化有了一些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潮汕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传统文化正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历了一个革旧易新的过程。例如汕头开埠以后，新式学堂大批出现。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宣统三年（1911）的62年间，潮汕地区改、创办的新式学堂，就其较主要者统计，已经超过100所。教育模式的现代化，驱动了潮汕文化的进步。潮汕人从后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潮汕又出现了三次向东南亚移民的浪潮，时间分别为1870—1910年、1926—1933年、1945—1949年。这三次移民潮，导致了海外潮人社会的生成。海内外两个潮人社会的密切联系与交往，也促动了潮汕文化的新发展。

潮汕文化的新发展，在它的很多文化特质上面都有所表现，而最主要的还是反映为文化心态的进步。具体的说在两方面：

一是宗族观念的拓展。明清时期本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使潮汕人形成了强烈的宗族观念。在这种观念的笼罩下，当一个潮汕移民赤手空拳来到异乡，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已的宗亲，再谋求发展；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易于立足，无疑是海外潮人社会得以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狭隘的宗亲关系，也使早期海外潮人社会处于“小群可合，大群不可合”（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松散状态。海外潮团的创立，远后于福建、客家和广府诸帮，就是明证。当时有人评说：“自来国人于团结观念，散而不整，松而不固，此南北各地所同也。而我潮人尤甚，相形见绌，时见讥于人者。”（赖连三《香港纪略》）本世纪初起，这种情况显然有所改善。在有士之士的倡导下，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海外潮人在加强团结的同时，更加关心祖国和家乡。他们在潮汕办工厂，建学校，热心慈善事业。有不少海外潮人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倾斥家资，甚至献出生命。随着时代的进步，海外潮人狭隘的宗族观念拓展而为爱国爱乡的思想。高度的凝聚力，成为潮汕人文化心态的一大特点。1981年以来由世界各地潮团组织轮流主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大会，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正足以证明潮人凝聚力之强。

二是开拓精神的发场光大。明朝时期，受地理环境和人口压力的双重挤压，潮人出海经商和移民海外的风气日见炽盛，形成一种不避冒涉风涛，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孕育出勇于开拓的心态。近代以来，潮汕人的开拓精神进一步发场光大。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近几十年来潮商经营方式的转型和业务拓展。与中国乡士社会的传统观念相应，早期潮商的经营，采取家族管理的形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自80年代起，已经有一定经营规模的潮人工商业，逐渐采用现代化的股分制管理形式，任用有能力有经验的高层干部进行管理，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使企业管理模式更加开放。与此同时，很多潮人企业家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进而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成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加强了竞争能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潮汕人勇于开拓的文化心态，在这些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三、锣鼓文化起源和发展？

如雷的鼓声，震天动地；清脆的钹音，时隐时现；嘡嘡的大鼓，浑厚深沉；壮观的场面，气贯长虹；热情奔放的演奏、矫健多样的雄姿描绘出威风锣鼓威武雄壮的气势。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威风锣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相传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临汾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十多万年前就孕育出了丁村文化。考古发掘出的土鼓、石磬等文物证实了在唐尧时期，我们的祖先就运用自制的乐器打击敲奏来伴唱吟歌，这说明这里产生了打击乐的萌芽，也就为威风锣鼓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养分。

　　鼓是打击演奏中最早出现的乐器形式，伴以石片、骨片、陶片以及木片等的合奏。青铜石器时代的到来，逐渐诞生了铜质的钹、锣，而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鼓乐类的名称已经频繁的出现在各类文史古籍中了，并且初具规模，成为祭祀活动一种重要的形式。唐朝的建立带来了锣鼓艺术的兴盛普及，而“安史之乱”的动荡非但没有使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没落，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宫廷乐工流散入民间，反而推动了锣鼓在民间的传播、发展与提高。旧时伴随着迎神赛社、朝山进香、求神祈雨等封建迷信行为的锣鼓演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逐渐发挥了娱乐作用，成为社火活动中助兴的主要形式。

　　地处黄土高原的临汾，水深土厚，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勤劳淳朴，性多刚直人民，也造就了独特风格的锣鼓演奏。音乐的个性恰似“卷作千雷震地声”的滚滚黄河水冲过壶口的气势，乐言志，它正是黄土高原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志向的直接表达，有着浓郁的地域色彩。植根于民间肥沃土壤之中的威风锣鼓，在几千年浩渺的历史长河里，鸣奏于山野田间，鸣奏于母亲河畔，鸣奏于华夏大地，奏响了气势磅礴的民族之魂。

　

四、龙山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龙山文化最早因山东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被人们发现。龙山文化处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存在于距今4900年至4100年前。这个时期陕西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较仰韶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数量及种类均大为增长，快轮制陶技术比较普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占卜等巫术活动亦较为盛行。

从社会形态看，当时已经进入了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在龙山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黑陶制品了。黑陶源自于人们的生活用器，而后由于质地易碎，逐渐走出日常生活。如今，黑陶被作为艺术品供人们欣赏。龙山文化是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形成期。

五、中国礼仪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答，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代）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礼仪的形成时期在商，西周，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把原始的宗教礼仪发展成符合奴隶社会政治需要的礼制，礼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今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多，礼仪必将得到新的完善和发展。

六、茶文化起源和发展原因？

       中国以及世界的茶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的巴蜀地区，在西汉时期巴蜀地区的人们已经习惯饮茶，并在巴蜀地区形成了茶叶交易市场，并开发了专门的饮茶工具。

　　在汉代以后，因为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这种饮茶风气慢慢向由巴蜀向东部及南部扩散，使得华中地区的饮茶变得如日常般正常。

　　在西晋时期的上流社会对于茶到了崇尚的地步，如此也加强了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茶的发展，并成为了新的待客之道。

　　在唐代盛世时期，茶文化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开始了人工种植茶树的技术，在饮茶方式上更是有了专门煮茶的方法;对于茶具也进行了系列化的分类。同时唐代有大量的关于茶诗佳作面世，所以关于饮茶也有了茶规。

　　后来茶文化再经过了宋代、元代、明清代等发展和传播，在我国已经慢慢形成了精髓的茶叶文化，并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茶文化，也把茶带出了中国。

七、韩城锣鼓文化起源和发展？

韩城是“中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也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锣鼓之乡。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行鼓、阵鼓、围鼓等古老民间锣鼓艺术，在韩城流传至今。以粗犷、豪迈、剽悍著称的韩城行鼓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香港回归盛典、北京奥运会、英国爱丁堡国际军乐节等国内外重大活动中频频亮相，已成为韩城乃至我省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一张名片。

锣与鼓者是打击乐器，击之作响发声，特别是鼓声如雷，震撼人心，激发奋进。鼓乐历史久远，大概源于商周。在古代战争中，两军对垒相战，各有鼓车、以击鼓激发士气。

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种类、用途、击法不断演进变化。

从古到今，韩城锣鼓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到了明清时代，社火锣鼓基本形成定型，至今相对稳定，主要由鼓、锣、铙钹相配合，打击法有谱有名称，各不相同。韩城人有在节日欢庆之时闹社火敲锣鼓的风俗，锣鼓队总要尽情地表演一番。——鼓阵摆开、令旗挥舞、锣鼓齐鸣、气势恢宏，似黄河咆哮、如峡谷惊风，强劲刚烈的鼓点，带着黄河一泻千里的气势，鼓手们敲到得意时，如醉如痴、狂跳狂舞、狂敲狂拍、醉鼓醉镲，是韩城社火锣鼓的最佳境界。

八、美国汽车文化的起源？

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汽车问世一百多年来，无论是美国汽车工业的总产值，还是全美汽车的销售量和使用量都雄踞世界第一。在汽车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汽车衍生的各种事物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汽车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美国文化起源？

美国文化的起源实际上是多样性的，它是在欧洲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文化、还有非洲黑人文化的交会和互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以，这三种文化共同构成美国文化的渊源。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开发建设美国的人，由于背负着一个很悠久的文化传统，它是在吸收了很多文化的长处和优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文化起源的多样性，很自然地导致了美国文化的构成具有非常突出的多样性。

十、恩施文化的起源发展？

恩施州州域曾多次变动，固定形成于1936年。

春秋为巴子国地；战国为楚地；秦属黔中郡；汉属南郡、武陵郡；三国先属蜀，后属吴建平郡、武陵郡；两晋与南北朝宋、齐、梁、北周属建平郡、天门郡、武陵郡、信陵郡、秭归郡、业州军屯郡、清江郡；

隋属巴东郡巴东县，清江郡清江县、开夷县、建始县；唐属归州巴东县，施州清江县、建始县；五代先后为前、后蜀所据；

宋属归州巴东县，施州清江县、建始县及辰州、富州、高州、定州等许多小羁糜州；

元属归州巴东县、施州建始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先后置散毛、唐崖、金峒、龙潭、忠建、毛岭、施南等土司；

元末明玉珍据蜀时本区为其所控制；

明属夔州建始县、归州巴东县、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南部地区仍实行土司制度，设有容美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3个宣抚司，9个安抚司，13个长官司，5个蛮夷长官司；

清初沿用明制，雍正六年（1728年）裁施州卫，设恩施县，辖区未变，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置施南府，辖恩施县、宣恩县、来凤县、咸丰县、利川县，乾隆元年（1736年），夔州建始县划归施州，巴东县、鹤峰州属宜昌府；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设道存县，民国四年设荆南道，治所恩施县，辖恩施、建始、宣恩、来凤、咸丰、利川6县，民国十五年改荆南道为施鹤道，鹤峰州改县划入施鹤道，民国十七年改设鄂西行政区，民国二十一年改为第十行政督察区，巴东县划入，州域始为8县之治。

民国二十五年改为第七行政督察区，辖区未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6日恩施县城解放，建立湖北省恩施行政区，置专员公署，仍辖原8县，1955年5月12日改称湖北省恩施专员公署。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30日造反派夺权，专署陷于瘫痪，3月2日经湖北省军区党委批准，由恩施军分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5月13日改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1968年成立湖北省恩施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废除革命委员会成立恩施地区行政公署。

1983年8月19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恩施地区行政公署，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2月1日正式成立，全州辖恩施市、巴东、建始、利川、来凤、咸丰、宣恩、鹤峰7县1市。

1986年11月14日，利川撤县建市。

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更名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从2005年开始，州庆日定为8月19日。